跨越三个世纪的这一百余年间，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值得大写的人物，一个叫诺贝尔，一个叫卡耐基，一个就是比尔·盖茨。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，都是绝对的天才和商业精英，以其智慧创造着富可敌国的财富，但最终又都做出了同样惊天动地的举动：

    1895年，也就是其逝世前一年，瑞典发明家诺贝尔立下遗嘱，宣布将其遗产的大部分（约９２０万美元）作为基金，将每年所得利息分为５份，设立物理、化学、生理与医学、文学及和平５种奖金（即诺贝尔奖），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。100多年来，全世界都在共同享受这位伟人带来的福祉，由诺贝尔基金会颁发的巨奖，也成为全球最有影响的奖励。

    1911年，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成立了以他个人命名的巨型基金会。在他的钢铁企业股票股值最高的时候，卡耐基一下子全卖给了摩根。除留下他自己的那份股份，就完全捐给了卡耐基基金会。卡耐基的做法，首先让美国人分享着诸如2000家公共图书馆之类的福祉，他的思想也影响着美国几代的企业家。而后，卡耐基的影响更超出了美国，成为全世界成功企业家的公益标本。而他设立卡耐基英雄基金，用于奖励“文明的英雄”的做法，至今仍在为各国学习。

    继去年宣布生前要将500亿美元个人资产绝大部分捐赠给基金会，用于全社会的公益事业（仅给三个子女各留下一千万美元）之后，6月15日，美国软件天才比尔·盖茨向全世界宣布，他将在今后两年内淡出打精心营造的微软帝国的日常管理事务，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公益慈善领域。他在声明中说：“伴随巨大财富而来的是巨大责任。现在是把这些资源回报社会的时候了，而帮助困境中的人们是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。”

   这是人类文明的福音！对于微软公司，盖茨的淡出标志着一个时代即将结束，传统的微软因为盖茨的离开将迈向一个新的时代；对于全球公益慈善事业，盖茨的隆重加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，日渐勃兴的慈善事业因为盖茨的投身将获得崭新的加速度。正如总部设在美国亚特兰大的NGO援助合作社负责人安妮·莱纳姆·戈达德则说，“这是全世界贫困者的福音。”

   盖茨是多角色的化身：首富、企业家、慈善家。在这三个角色中，盖茨优雅跺步、漂亮转身，赢得了世界无数人的敬叹。而由企业家跨入慈善家，却尤其引燃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本质和企业家本质的思考。对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和国家政策制订者们，对于刚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和才学会追逐财富的中国新富阶层，尤其值得思考：为什么我们曾经认为以剥削工人为特征的资本家们，会突然“良心发现”？为什么国内的市场经济学中，特别缺少商业伦理的强调？中国的新富阶层，为什么会背上那么多“为富不仁”的骂名？

    诚然，中国之所以暂时没有产生中国版盖茨，可以列举出种种原因，比如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是在2004年才给企业家投身慈善提供了一种出路，规定可以成立非公募基金会，企业家们还没来得及细细打量专职慈善的“诱惑”。又如许多企业家和NGO精英都说，中国免税制度没有激励效果；社会中“树大招风”和财不外露的风习；个人财产虽已有宪法保护但还没有具备相当的安全感；中国企业家财富积累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，等等不一而足。所有的理由都冠冕堂皇、合情合理，然而对于企业家本质和财富的本质的思考却少有人提及。

    其实，当卡耐基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时，美国的免税政策还没有出台；而韩国的商人林尚沃和中国清代的乔致庸，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千金散尽只为仁的“商道”，大写得清清楚楚。面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危机，面对公共利益失衡造成庞大弱势群体，面对公益事业缺失造成的文明危机和环境危机，任何的借口，都显得那么脆弱和苍白无力。

   在理性化和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，企业家首先是社会的一员，然后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，而其社会存在的特殊性，不是或主要不是他们所掌握的社会财富、个人财富或者权利的优先性，而在于他们作为企业家的存在方式。也就是说，掌握财富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优越地位和权利的占有，而是意味着特殊的社会责任。发达国家的先驱者们懂得，他们必须倾力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环境，只有社会的良性运转，自然生态和社会生存的优良，他们才可安心地从事所有商业活动。如果大厦将倾，商人阶层要首先起来负责。

    当国家尊重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中国宪法，当新兴的财富阶层或商人阶层崛起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主力，建立一套以财富回归其本质为基础，让财富和财富占有者身上长出责任和精神的新价值体系，就迫切地摆在了中国人面前。